表面上看，10月30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的这场备受期待的会晤并未带来具体而显著的实际成效。

然而，这次会晤或许悄然开启了一种新的相处之道的可能性：一个“二国集团”（G2）的世界， 在其中，中美在某些全球性问题上协调合作，同时在其它领域继续竞争，甚至激烈竞争。

显其本色，特朗普将两国领导人时隔六年来首次面对面会晤称为“巨大成功”，并给出了“满分10分我打12分”的评价。撇开这些夸张辞令，具体交易颇为有限——只是对特朗普在4月重新点燃的全球关税战达成了一次有限的停火。
据双方官方通报，美方同意将与芬太尼相关的关税从20%下调至10%，使对中国出口到美国产品的综合税率从57%降至47%——仍高于贸易战前的水平。中方则承诺在一年期、可续签的安排下维持稀土出口，并重启采购美国大豆。
从强制出售TikTok到美国对半导体出口的限制等争议议题，被留待进一步谈判。

这场合作的试探
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双方没有谈论的内容。
据两边说法，台湾问题，作为北京“核心中的核心”、也是长期的热点议题并未列入议程。这一罕见的缺席，或许是数十年来美中峰会的首次。相反，双方据称探讨了如何合作结束乌克兰战争的途径。
这是否是战术上的务实主义还是战略上的模糊尚待观察，但它凸显出选择性合作模式的轮廓正在浮现。
特朗普本人在社交媒体上称这次为“G2会晤”，将带来“永恒的和平与成功”。次日，在马来西亚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与美国防长皮特·赫格塞斯会面，后者呼应了特朗普的表态，承诺将“化解并缓解两军之间出现的任何问题”。
正是这种合作的试探，使得釜山会晤超越了拍照作秀的层次，暗示“G2”概念的重启——由全球两大经济体对世界事务实施共管。

理解特朗普言论的背景
要把握其意义——以及与早期版本的差异——需要回顾一些历史。
美国经济学家C·弗雷德·柏格斯滕在2004年首次勾勒出G2概念，主要作为一种经济框架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，该概念获得了广泛关注：当时中国的大规模刺激措施不仅稳定了自身经济并支撑全球需求，巩固了北京作为不可或缺参与者的信誉。
从华盛顿的视角看，G2是一种精明的主张：“世界工厂”应作为“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”承担更多责任，帮助维护其从中受益的国际体系。
然而，北京看到的是风险。许多中国领导人怀疑这是个陷阱，会把中国拖入繁重的全球职责，分散国内发展精力，并使中国与其自认所属的发展中国家群体疏远。邓小平“韬光养晦”的箴言强化了这种谨慎。
随着习近平自2012年起掌权、从低调外交转向更为自信强势的对外姿态，双方不再就此周旋。
与此同时，美国全面转向“遏制”：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发起的贸易战，以及前总统乔·拜登“高墙小院”的科技管控，都是试图通过联盟与出口卡点来扼杀中国在经济、科技和军事上的势头。
讽刺的是，围堵策略并未奏效。中国的技术与产业升级持续推进，而北京对关键供应链（包括稀土）的影响力愈发凸显。
特朗普当前的G2论调应置于这一语境下理解。

平等共治的G2
北京对重提“G2”标签的反应较为低调，但其底层逻辑在中南海并非不受欢迎。
北京自身的思考也在演进。十余年来，习近平一直主张世界足够大，足以容纳中美平等共存，这与二十年前华盛顿一些人设想的那种等级分明的G2迥然不同。
若釜山是G2 2.0的开端，那应是平等共治的G2，而非主仆式的主从关系。
不过，现实存在硬约束。特朗普的G2概念并非新鲜事——他去年12月就表示中美“可以共同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”——但他的政治风格反复无常。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赞颂G2，明天可能痛斥中国。这种易变性部分解释了北京的谨慎基调。中美结构性难题不易解决：不断扩大的美对华贸易逆差；美国对高端芯片及设备出口的持续限制；数据安全与平台治理；以及最重要的台湾问题。
倘若对解决这些议题缺乏更广泛的共识，任何G2态势都将是阶段性的。

对亚洲是利好吗？
时间表提供了机遇窗口。特朗普计划于2026年4月访华，习近平可能在同年晚些时候回访美国。这些行程或可促成锚定G2所需的综合性协议。
外界应如何解读釜山会晤对台湾问题的回避？这可能是战术选择，旨在避免引爆脆弱的重启；也可能意味着双方更愿意通过低调的渠道来管控这一问题。
最终，即便成型的G2也不会始终温暖如春。它更像一场易变的探戈，伴随反复的摩擦与周期性的重置。
但若华盛顿与北京能将足够的合作制度化，在基本面保持稳定、而在其之上进行负责任的竞争，那本身就是好消息——尤其对亚洲而言，误判的代价将是立竿见影且沉重的。
即便是最粗糙的模式，这种G2共存形态也胜过另一种选择：毫无约束的对抗，任由混乱滋生、招致误判。

完